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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政临门一脚，正式确认信用缓和信号。如我们提示，先前货币金融政策已转向宽松，包括央行定向降准、证监会化解股权质押风险改善资金供求关系，一行两会发布节奏缓和的资管新规配套细则；积极财政政策是临门最后一脚，在重要会议前财政与金融形成统一合力。

在第五次陷入面值退市之后，*ST华业也使出浑身解数，不断释放“利好”。公司先是于11月6日晚间公告表示，有第三方公司金宝矿业拟要约收购公司部分股票，但股价11月7日仍旧“无动无衷”，跌停收盘。11月7日晚间，公司再释放“利好”，称金宝矿业已汇入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1，600万元，在此消息刺激下，11月8日公司股价涨停，报0.95元。

无论是执掌交行还是国开行，胡怀邦接手之时，都正逢时代的风云际会。胡怀邦南下接掌交行是在2008年，金融业面临一场巨变——国际金融危机呼啸而来。这一年也恰值交行百年。外部环境如此严峻，交行的业内处境也不容易，前有四大行的头部优势，后有股份行追击，时有被赶超的危机感。虽然作为综合经营试验田，当时交行远未完成金融全布局。

笔者认为，上述三大系统性风险——中国巨债、超量货币、和资产泡沫其实是同根同源、相辅相成。以债务为核心视角，可以清晰的解释另外两大系统性风险。首先，巨额债务每年的付息成本带来了货币供应量过快的被动增长。根据清华大学中国金融中心的测算，中国企业的平均融资成本为7.6%，虽然BIS的统计中将不少地方政府性质的负债纳入了企业部门统计，但即使按照企业部门负债率120%计算，中国的名义GDP也需要维持9.2%的增速（如果按照企业部门负债160%的水平计算，中国GDP名义增速需要维持在12.2%的水平以上），才能勉强维持企业部门的负债率收敛。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潜力区间进一步下行，实际GDP增速维持在6.5%的水平，债务利息的给付越来越依赖超量货币的发行，这带来了中国货币供应量的持续过快扩张；与此同时，中国有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最高的储蓄率水平：2016年中国的储蓄率约为50%，美国的储蓄率为4.9%，英国的储蓄率为1.9%，而其中主要的储蓄者为居民部门，因此通过货币发行来维持债权—债务关系不断裂的后果是居民名义财富的不断增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冶研究所研究员张斌的估算，中国居民部门有至少140万亿的资产无处安放，这带来了资产价格（房价）的持续攀升。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房价高企是房地产泡沫，不如说是债务泡沫化的一种衍生品。

据悉，核爆受害者等2016年开始国际签名。2018年10月向第一委员会提交了本次约1050万人份中约830万人份的签名目录。中国台湾网10月20日讯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国民党2020参选人韩国瑜日前启动“倾听之旅”拼选举，他的首场造势晚会直捣绿营大票仓台南，韩国瑜、马英九、吴敦义、洪秀柱合体拥抱，展现大团结，让10多万支持者热血沸腾掀起高潮。韩国瑜当场炮轰蔡英文当局让两岸关系动荡不安，执政团队让台湾民众伤心难过！

大家知道注册制对盈利的要求下降，过去搞核准制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错失了很多新经济企业最好的成长期，因为它不盈利，因此很多企业都没有办法在国内上市，我们错过了它的红利。核准制大部分审出来的企业可能是在发展阶段的顶峰时期，中国有3500家上市企业，大家知道中国有多少家僵尸企业吗？有500多家，如果广义一点可能有上千家僵尸企业。中国资本市场的繁荣从哪儿来？一定要推崇基础性的改变，就是注册制。虽然注册制对于上市门槛降低了，但是美国的注册制对证券欺诈的惩罚程度，包括会计准则要求都更加严格。我们20多年3500家上市公司，一共退市110家企业，累计退市率不到2%，美国搞注册制退市率达到10%。如果门槛降低以后，没有对公司治理透明度的要求，没有对证券欺诈的重罚，没有比较严格的退市机制，将会成为非常危险的事情。